世界眼中一个中国城市的变迁-上海

2018-02-27 10:04:54 5
上海时间——世界眼中一个中国城市的变迁
某种程度上,上海的夜有多繁华亮丽,她背后的来路就有多艰难。     4月30日20时10分,属于上海的时间从这一刻开始。 2010世博会在此拉开序幕。烟花腾空,旋即湮灭,奋不顾身的瞬间绽放,仿佛只为看一眼浦江之上的旖旎,在这座城市最为美丽的时刻。这是等待了百年的开场——不仅仅是为一场人类成就的盛会,更是一座城市的再次自我发现。 上海,这是一座怎样的城市,在过去一百多年里,她经历了怎样的变迁?曾经的中国,乃至世界,曾以怎样的眼光看待这座城市,以及她在整个城市进化史上的几度进退?

今昔何夕:上海进化论

当繁华落尽,上海如何背负改革开放30年狂奔背后的隐疾和债务?下一步,上海该如何重新定位自己?又将往哪里去? 
此刻,她是世界目光的聚焦点,今后6个月,也会是,今后许多年,也许仍会是。
这座城市的勇敢,缘于她所背负的沉甸甸的过去。
检视历史,你不能不惊叹于清朝学者陆士谔让人称奇的精确预言。他在1910年出版的小说《新中国》中,以写梦的形式畅想未来,预言100年后,中国将举办万国博览会,地点便在上海浦东,还设想黄浦江上将架大桥,黄浦江下筑越江隧道,跑马厅(今天的人民广场)附近建“新上海舞台”。百年后的今天,他的预言一一应验。
事实上,并非只有中国人曾对上海寄予厚望,数百年来,无论是这座城市的艰难蜕变抑或自我重塑,都能在西方人眼中找到线索。

埠头初开

关于上海的预言仿佛从未停止。
1832年6月20日,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属的“阿美士德勋爵号”船长林赛德,从望远镜中看到一片广袤的海岸。在这片淤泥荒滩上,一阵阵飞鸟划过芦苇梢。这里,就是上海——彼时只有30万人的江南普通县城。
18天后,林赛德船长回到英国后,在其撰写的《“阿美士德勋爵号”货船来华航行报告》中,预见了今后上海的地位:“上海将成为长江的入海口和东亚主要的商业中心,它的国内贸易远在广州之上”。而当时,广州才是满清的外交、外贸中心。
但林赛德船长所言不失。
1843年11月17日,上海开埠,之后一个半月内,11家洋行拥入上海滩。
自此,黄浦江中汽笛声不断,跑马路旁灯火长明。

东方巴黎

1847年,第一家外资银行丽如银行登陆上海。1905年,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——大清户部银行也在外滩设立,户部银行是民国以后成立的中国银行前身。
而上海第一次与世博的触点,亦是在此时。上周的新加坡《海峡时报》便以全景式报道再现了那段历史:1904年,经过数番努力,清政府终于获得资格第一次参加万国博览会,彼时身为中西结合的“颓废之都”,上海责无旁贷成为清政府首届世博亮相的幕后团队,甚至展馆设计都依靠上海。这次美国圣路易斯万博会上,《纽约时报》报道了中国歌曲《茉莉花》,从此开启这首民间歌曲的世界成名之路。
1921年,大洋彼岸的美国《时代》周刊更是第一次放眼打量上海:当年3月27日,一篇题为《中国:战争?》的文章结尾,记者这样介绍上海:作为游离于江苏治辖之外的城市,上海的港口对于这个国家的对外贸易而言必不可少,而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,也将随着经济带来的便利而被逐渐认识。
仅仅6年后,上海便验证了《时代》的预言——1927年,宋子文决定把中央银行设于上海,随后,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也将总行迁来,并最终形成“北三行”“南四行”的并立格局,随后,中国几乎半数以上的民族资本家接踵而至,洋行、外企纷纷落地,上海作为东方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式确立。
于是,作为一座国际都市,上海的骄傲和从容便无人能够撼动,即使是残酷的战争。
1945年末,《时代》周刊记者记录了这样的上海——毫无疑问,这里仍是东西交汇金币叮当作响的大都会。老弄堂和大洋房相映成趣,街上行人涌动,自行车、黄包车和老爷车到处拥塞,酒吧和夜总会依然夜夜笙歌……这是上海的气质——即使在战火的废墟中也要保持生活体面与乐趣。

  上海新革命

正如许多上海人怀念的是旧上海,大多数西方媒体对于1949年前后的上海,充满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——共产党的接管,是否会令上海失去原有的活力?事实上,建国初期,由于上海的民族资本家大多公私合营,政治与经济注意力的北上,令上海褪去奢华,过起节衣缩食的日子。1980年,邓小平决定沿海岸线将深圳、珠海、汕头和厦门开放为经济特区,上海不在其中。
也就是在这时,上海显示了一个国际都市的珍贵品质——它以一个直辖市的能量默默承担着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强,把自己地方财政收入的80%上缴国家。“长期的超负荷贡献让上海人90年代末之前的生活条件颇为艰难,尤其是住房和交通,生活的不易让上海人不得不为一个水表走字,一个煤炉占位,甚至一根葱的价钱而斤斤计较。”上海人默默为此付出了40年的代价,起码两代人的生活被严重影响,而由此形成的市民心态和世俗文化的持续则更加深远。
昏黄、清冷,一度成为七八十年代上海景象的写照。为此,1990年,上海过春节的邓小平这样自责:“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。”
5个月后的春日下午,浦东大道141号门口。没有放鞭炮,没有敲锣鼓,“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”和“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”两块木牌,不声不响地挂上。这个几乎沉默的仪式,开启的却是上海崭新的命运——浦东,就此开放。
但是,弹丸之地,能开放得多大?
上海给出了最好的答案。
此后长达17年的时间里,上海一直以两位数的增长领先全国。1989年,这座城市的人均gdp还是5000多元人民币,到2008年,就成了73124元人民币。此组数据,成为这个时期外媒蜂拥报道“上海奇迹”的主要佐证。
短短数年,上海再次成为总部之都——英特尔把旗下五大事业部之一的全球总部搬来上海,ibm亚太总部搬来上海,戴尔把亚太运营中心,以及宏碁、at&t、索尼、飞利浦、巴斯夫和杜邦等“全球500强”,把区域总部先后从国内外其他地方迁至上海——这一幕,仿佛1843年重现,昔日的窗口一夜洞开,盛世奇景的上海滩,续写的是断裂了的百年传奇。
2009年,美国《新闻周刊》发出感叹:上海崛起,而香港则成明日黄花。

百年再出发

以世博会为界点,一向矜持的上海似乎有太多的理由为自己欢庆——她以1900万人口的庞大身姿跻身全球大都市之列,超过750家外国跨国公司在这里设立办事处,200多米高的摩天大楼多达30多座。漫步上海街头,仿佛置身于曼哈顿闹市,拜金女郎帕里斯·希尔顿造访上海时都不禁感叹“上海看上去就是未来”。
也是在此时,世界媒体对上海的关注达到高潮——德国《每日镜报》、法国《快报周刊》、韩国《中央日报》、美联社、法新社、路透社等纷纷推出系列文章,关注这座城市的荣光,以及背后的进取之路——经过数十年的“冬眠”和自我挣扎,上海重返王者之位,借2010年的世博会,恰成举世瞩目的焦点。
那么,顶点之后呢?
事实上,随着土地资源的后备不足和本土企业的竞争力欠缺,上海在腾飞的背后,也遭遇三岔路口何去何从的困惑。
面对外来企业把控市场的局面,财经作家吴晓波曾发问:为何上海出不了“著名企业家”?英国《经济学家》杂志也探讨:与旧上海注重创新相比,小白领文化占主流的新上海,可能有中国最好的日常管理人员,但必定缺乏具有创新冲动的企业家……
而美国《新闻周刊》在《上海习惯》一文中提出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,那就是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鸿沟:“这个无阶级差别的和谐社会其实正在分化——在城市和农村之间,在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,在那些改革初期的获益者和现在才慢慢富裕的人之间。”
种种隐含的危机,最终导致的是身份迷失。《时代》周刊在《上海重返巅峰时刻》中这样总结:在追逐新潮的过程中,上海正逐渐失去它与众不同的特质。而生活在这里的精英们,遭遇的则是前所未有的身份危机——当繁华落尽,上海如何背负改革开放30年狂奔背后的隐疾和债务?下一步,上海该如何重新定位自己?又将往哪里去?
正如上海可以轻易成为东方巴黎,但短时间内绝不会是东方的华尔街,与其说,这是上海的瓶颈,不如说是整个中国都必须直面的难题。
“宁愿被人嫉妒,也不要被人同情”——很显然,历经几度沉浮,上海早已云淡风轻。当整个世界都进入上海时间,她知道自己更需要的是什么。
百年之后,世博梦圆,那么,下一步,就是重新出发。